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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硬笔书法之本——汉字
一、原始硬笔造字的传说

中国硬笔书法之本

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

人类书的存在,决定了语言的产生。语言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发展、丰富、精炼起来,成为人类社会最早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区别于它类的鲜明标志。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提出:“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上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可见语言在文字产生以前,对人类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以及对社会的进展直到了重大的作用。这种有声的语言,即是口头上的语言。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中载:“语言可以是口头的和书面的”,口头上的语言是指的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则指的是用代表某些语言要素的图形、标记记下来的语言,这些用来记写语言的图形标记就是文字。文字的产生和运用使人们把一发即逝的语言传播到远方,留给后人,并把它在时间上固定下来,于是这种代替口头语言的载体——文字就盛行开来。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来看,有声语言是人类朴素交换信息的第一载体。《尚书序·正义》中载:“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这十个字非常恰当地说明了文字的性质和功用。不依赖语言,没有语言做基础,文字的产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文字产生的历史比语言晚得多,文字产生的历史要比语言晚得多,文字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技术发明之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昭人耳目的里程碑。

文字代表之一的汉字,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并广泛使用的书写汉语言的符号体系。在世界的文字之中,汉字确乎是异乎寻常的。它的创造契机显示出中国人与世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但它是强有力的,自成系统的,它用一个个方块字培育了五千年古老的文化,维系了一个统一的大国的存在 ,且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君不见,汉字和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古埃及文字、古苏末文字和古巴比伦文字都在四千年以上,唯独汉字长青之树不老,其他最古老的文字都“死”了两千多年了。汉字在我国国内,不仅为汉民族所独用,而其他兄弟民族也多有民族也多有利用。曾用汉字字形和结构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如壮文。过去的彝文、水族文字等。汉字又不是在国内,而且走出海外, 在亚洲许多 国家也在使用和借用。早在是本天平宝字五年(761年前后)是本国人就依据汉字的构造舍去原有的意义,依靠字间来记日本语,创造了“成叶假名”,时至今日,汉字仍被日本 本民族借用和使用。最近日本东京大学等单位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对汉字反应的速度要比假名(日本表意文字)快3倍,以科学的方法证实表意文字汉字的优势。越南也依照我国汉字的形式创造了适合本民族使用的喃字;另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还在借用和使用着我国的汉字;最近国际上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一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并大胆预言,汉字不久可能在全世界通用,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字。文字专家安子介近年来以充分的数据拿汉字同英文及其他文字作了比较,得到了一个重要结论: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现在全世界使用汉字的人数约有十多亿,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

汉字它又从图画、符号文字的创造、定型,到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体的逐渐形成,历经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要求和书写工具的改善等,使汉字得以无穷无尽的变化和较高的升华,或挺拔如峰,或清亮如溪,或浩瀚如海,或凝滑如脂。它们自身就有一种智慧的力量,一个想象的天地,任你尽情驰骋,足以产生遣使文字的快乐,甚至能在语义以外寻求那种文字对人类思维和观感的想象力,使之成为人类最高精神的自然表现。最终促使中国的文字以书写得以成为独特的艺术门类。试问,在人类古老的长河中,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拥有自己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大放异彩的汉字书法瑰宝。

纵观我国源远流长而光辉灿烂的书法史的开端,硬质刻工具对汉字及书法的创立、发展起着决定必的作用则书法艺术产生的源泉和动力,可以说没有硬笔就没有我国文字的记载,就没有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的诞生,书法艺术又因为书写工具的不同,而区分为硬笔书法、软笔(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始,汉字书法始,硬笔书法是汉字一切书法之本。广言之,汉字书法也就成了中国书法的代表。

原始硬笔造字的传说

远古祖先没有文字,历史学家称作“史前时期”,大致相当于氏族公社阶段,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社会生活是原始的,简单的,人们的思维能力也不发达,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彼此之间只能是借助于声音和行为的结合来满足交际的需要。随着先人们的集体共同行动,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的增多,原来那种简单、贫乏的声音,缓慢地得到了改造,并和一定的思想结合,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伴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语言也逐步发展和丰富起来。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但必定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一听即逝,不留痕迹,时间难以长久,二则距离太远或障碍受阻传听失实或听不到。因此,人们要想了解过去或远处的事情,完全依赖单纯的语言是无法达到目的的。随着氏族这个原始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的几多组合,部落和部落同盟的出现,人口居住相对集中,交往日趋频繁,思想民观念逐步更新,有声语言已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需要,聪明的先人们,想出了把语言和记忆相结合的办法,把某种知识、事件等用简括洗炼的语言固定下来,编成好懂易记的顺口溜、歌谣、故事等,口耳相传,彼此相告,这便产生了传说。我们上古时期的某些历史知识,正是靠那些先民们用“传说”的办法流传下来的,但由于这种传说因人因时因地容易增多变寡,不免失真遗忘,令人难以置信。为弥补记忆容易造成的差错,于是人们又在记忆上想办法,利用自然界易得多见的实物摆设或在实物上刻划图案符号以及用便于涂抹的颜色代替语言,作为记事的一种手段,辅佐人们以长久的记忆。这样中国文字的前身就以崭新的姿态为人们所接纳、运用,并和硬质地材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就是见于种种古籍的伏羲画八卦说,神农结绳记事说,虽然这些传说都带有很浓的神话色彩,后人却信而不疑,传而不辍,有口皆碑,有典必载。今人研究起来,饶有兴味,但多异于前人所说。神话虽不“如实”,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究竟如何看待文字的诞生,因而又怎样理解书法的渊源,这一类神话或许能告诉你个中之秘密,首先看伏羲画八卦说,《周易·系辞下》中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侧观法于地,观鸟兽之天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支诸物,于是乎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时的包牺氏就是伏羲氏,大概是母系社会早期的一个氏族领袖,很可能是一位妇女,她用“—”和“--”两个基本符号组成了*、*、*、*、*、*、*、*八个符号,故称八卦。如图(一),这时的记载还没有明确地讲到八卦与文字之间的必然联系,到后来汉纬书《易纬·乾凿度》中则明确地把八卦作为古文字来认识的:“三,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火字;*古文风字;*,古文水字;*,古文风字;*古文雷字;*,古文山字;*,古文泽字。”这八个既同又异,配制精致的刻划符号,代表天、雷、泽、火、风、山、地八种自然现象。到了宋代的郑樵则把八卦和汉字融含在一丐,他认为“*必从而后成水”,这一“水”字的象征,和甲骨文、小篆里的字形一致;“*必从而后成火”,这和古汉字“火”字字形较接近,其它不一一而举。因卦象与文字在形式上极为近似,故产生了有人视八卦字之论,但后人认为这较牵强附会,著名文化学家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载:“以八卦为八字,则其象甚少,其用甚隘,公以八字示人,人必不能解也。谓后世之篆隶因袭卦象颠倒屈曲之则可,谓古之卦象只后世篆隶一字之用,则大误矣。”赵曾望《窕言》中载:“夫八卦之画,有何文字哉?盖因而屈曲之,因而转移之,因而合并交互之,而文字兴焉。”基本从理论上否定了八卦与文字的裔缘。如果不纠缠汉字是否由八卦演变而来,不纠缠于八卦是否即八个字之类的问题,至少可以说,附会者之所以附会,实在是因为二者在形式上极端相近,可靠的推导是,八卦本身不是汉字,而汉字的形态,却与八卦的构象原理并互二致,今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中国文字史》中载::“八卦的一画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所以即使它们本身不是文字,也常被认为 是文字所取材的一种形象。”朱仁夫《中国书法史》中载:“尽管我们不能承认八卦是汉字始祖,但是中国书法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和刚柔兼济之美,已在其中孕育。八卦的线条胚胎确是书法的艺术语言——线韵的因子,卦象与线条,八卦与书法,无疑有一种特殊的陈陈相因有关系。”即使八卦和文字没有直接联系,但谈到:观天观地,观鸟观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在创造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符号,将华夏民族所有的早期象形文字即“鸟兽之文”,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成为先人们最早关于客观事物的一种思维符号,并去代表信息,直到和文字要类似作用,则是均可置疑的。追溯这些符号的创制,据说为硬质材料所致,古籍《物原》中载:“伏羲初以木刻字”;孔安国《尚书序》中载:“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这都说明伏羲氏创制和文字相类似作用的八卦时,则是以质硬的尖木棍刻划而成的,也有人传说为用石块排列而成的,总之是和硬质材料或以硬质材料为刻划工具有着直接的缘份。从另一方面讲,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里,先人们用简陋粗糙的木石材料去刻划创造代替自己语言的图画符号,则是可信的,这充分显示了原始人类智慧的发展。

汉字产生的又一传说是神农结绳说,当时人们为了记取某种成功的经验,传播某种知识,传递某种信息,记录一桩事情,即用绳子打结来表示,这便是“结绳而约”、“结绳而治”时期的开端。《易经·系辞》中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胠箧篇》中载:“昔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从此可以看出 ,在以硬质质地的材料刻划八卦之后,又有一个结绳记事的阶段。神农氏以结绳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且有着结绳大小以表示事件大小的明确规定、要求,郑玄《周易注》中载:“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里讲的都是这种结绳记事的史实,绳结的大小,多少在文字的时代,确能成为沟通人们思想的一重要渠道和必要的方法,帮助人们记忆许多事情。即使在有文字的社会,不会写的地区的人们也有这种做法。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讲:“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鲁迅先生在这里,既没有否定书契之前有过一段结绳而治的时期,又联想到绍兴家乡结绳记事的事实。在我们中华民族,许多少数民族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上,都有过结绳记事或类似结绳记事的时期。如云南的傈傈族可以用一根绳子打成许多不同的结,以表达不同的含义。如图(2),云南的哈尼族,在买卖土地时,也曾用麻绳打结以标志土地价格金额的多寡,买卖双方各执一根,以为凭证;广西的瑶族,遇到双方说理辩论,各执着一绳,说出一个道理就在绳上打一个结,谁的结多谁就能获胜;西藏的僜人有邀集亲友参加宴会的习俗,邀请人必向被邀请人送一绳,以绳上的结数表示宴会什么时间举行。这在国外,有的文明古国也流行过此法。鲁迅《门外文谈》“字是怎么来的”的一文中曾载有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Quippus),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象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古代秘鲁印第安族牧民的这种用来帮助记忆的一种绳结,是极为讲究的,在一条主要绳索上,系上各种不同颜色的细绳,用来记录不同的事物或表示更复杂的信息,例如红绳代表军队,表示战争,给人以警觉、醒目;黑绳代表死亡,表示灾难,给人以悲哀沮丧;白色代表和平,表示白银,给人以祥和幸福;绿绳代表粮食,表示富有,给人生命希望等等。结绳的方式,绳结的大小和多少又表示不同的意义。如绳子上再打结,以代表不同的数目变化,打一个单结代表十,打二个单结代表20;打一个双结代表100,打二个双结代表200。古代的秘鲁,当时每个镇上还专门设置官吏,并负有管理结绳之法和专对结绳意义的解释的权利。这就是世界上最完整、最系统的结绳办法了。据说现代还有专门研究和通晓古代秘鲁人结绳之义的人才。依此看来,结绳记事并不是汉民族的独创,在世界上很多远古的民族中都出现过,如波斯、墨西哥等。

“结绳而治”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确实流行过一个时期,以结绳作为记事方法,以结绳容纳众多的事件内容,它远比口耳相传要可信准确的多,这种有意义的实物制作,既可能佐记忆,又可从中窥见语言符号的影子,我们的汉字不就是这复杂绳结的写实吗?汉字书契最初的各行其是不就量象形于结绳实物的线条吗?这是看得见,摸得着,具有立体感且呈生命力的线条,这种质硬、无声的线条和主要用于占卜的八卦的线条相比,不更富有群众性和简单易懂的道理吗?结绳虽不是文字,但它确能辅助人们记忆并传情达意。结绳虽能记事,但遇到复杂的事情,也就无法表达。这就是结绳的长处和局限。无论如何,结绳的旌和创造直到了胚胎文字的低能作用,它虽未形成文字的原始形态,但却为文字的逐渐出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过人们的长期实践,换结绳为刻符,不但来得容易,而且也更具体形象了。这为后来的“书契”的产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较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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