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曾读周亮工的《印人传》、汪启淑的《续印人传》，及叶铭的《再续印人小传》、《广印人传》。前两书限於当时的印刷条件，未能配以印作，不免美犹有憾；後两书过份追求印人数量，而简撮前人之作为小传，每失之讹略草率，且成书於宣统间，所述仅至清末而止。要了解其後印人的业绩，只有期待於後来者。

我生也晚，年轻时在广州只接触广东印坛的老辈，一九四八年末，获与马衡先生通信，此为首次与省外长者请益。一九五六年到北京，有幸得见白石老人。一九五九年与一九六二年，两次追随容庚师北游十余省作文物考察，除重点参观商周青铜器外，我因有印癖，还争取机会看了不少公私藏家所藏的古印、明清名家印和古今印谱，特别是拜识了好些华东、华北，和少数西北、华中著名篆刻家、印学家、收藏家，眼界大为开扩；并从老辈的言谈和後来书函的讨教中，获悉不鲜为书本所没有的印人轶事。资料积累渐多，慢慢便萌生了补写辛亥革命後知名印人传略的念头。好些领教过的前辈，他们多是深究此道的耆宿，及其奄忽、痛悼之余，我都执笔记其生平和艺术。

七十年代中，我把已得资料先後草成六十多篇印人传初稿。有待补充的，再分函求教，其中年登耄耋的郑逸梅先生，辄就所知，详为赐告，令我既感且愧。拙作《近代印人传》在一九八一年始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上陆续发表，我工作繁而兴趣杂，未能专志此事，断断续续地拖了十五年，至此才告一段落。发表之後如有新知，往往还作必要的补订。在这一百二十五位印人中，约有三份一是我躬亲晤识的，三份一则从传主的家属、弟子中获得资料，另三份一是据已刊文字资料综合而成。如王献唐先生，一九五九年我曾随同容师谒见，後来也通过信，两三年後修函致候，覆信的是他儿子，原来王老已於一九六○年仙逝；又过十余年，在撰传时想核实一些资料，再去函请教，覆信的竟是王老的孙子，原来王老的儿子业已辞世。而写锺刚中先生传，更劳烦了六七位长者。此中甘苦，恕不多赘了。

有三点想作一些说明：一 、此书之作，是想补《广印人传》所未备，所以选写的印人，皆以辛亥革命後仍健在者为限。拙稿定名为《近代印人传》，曾请教过沙孟海前辈，他认为篆刻的特殊性质不比政治、经济或文学，不一定绝对遵循历史学界的分期，似乎可以宽松一些，并欣然为此书题写了扉页。二、近代知名印人，经过多年查访，有代表性的大抵已汇萃於此。由於笔者交游的局限，沧海遗珠肯定不可避免。箧中所存，有史料略备而印作云阙，或印蜕已得却史迹难寻，这些，只好俟之异日。三、我之所以使用文言的文体，主要是想节省一些篇幅，同时，文中引用的原始材料，如传主的著作、别人的评骘，或印谱的序言等，多属文言，这样行文会协调些。当力求浅白，庶免引致读者的不便。

拙作自披露至结集，历十余年，其间有两刊物曾加转载，台湾的一家连作者署名也被改换了。读者之中，容或有先看过转载刊物，而後才阅本书的，为免误会抄袭之嫌，故不得不於每篇篇末注明原发表日期，俾供查考。

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沙孟海、启功、韩登安、史树青、王益知、傅大卣、金禹民、张鲁盫、高式熊、潘德熙、韩天衡、黄昌中、赵林、柴子英、潘主兰、陈清狂、诸涵、曹用干、林乾良、余成、王启初、张郁明、林树中、马清和、黄永年、陈彦均、方春晖、周植桑、乔无疆、赵履真、王智珠、施南池、刘一闻、王中秀、华义蔚等先生热心提供资料。又蒙王个簃师赐题书签，郑逸梅、沙孟海两老惠撰序言。复荷茅子良社兄敦促此书的结集，并周详审订，设计版式，增补印款图像，在百忙中颁作跋语；江学新、李顺发先生翻拍印人像片。统此敬致谢意。

一九九五年除夕 马国权雪窗